谈一谈个人的看法。

(相关资料图)

《扫毒3》是一部介于第一和第三部之间的作品。在主题表达的系统设计上，它接近第二部，而探讨内容本身则比较简单，简单程度接近陈木胜的第一部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第一部，以及其代表的“经典港影”的推倒，这也同样是后两部导演邱礼涛带来的东西。

在本片中，“友情”与“正邪”保持了对立，从单纯的两极化逐渐复杂混合起来，最后再由几乎逆转的反向单纯中迎来极限的对立，从而以经考验而更加扎实的状态回到最初。正邪对兄弟的优胜，无疑是非常“当代港影”的观念，经典作品则多是干脆的“程式化对立”或“阵营内部的江湖兄弟”，回避了二者的冲突。

这让《扫毒3》多少有了点新意，但也无法避免地拥有了前两作的问题。第一部的尴尬生硬，第二部的“复杂却不深入”，兼而有之。而它的推倒重构也受到了第一部的牵绊，做了一定的回调，显得有些半途而废。甚至在很多要素的处理混乱与突然消失之中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客观影响的作用。

在开头的部分中，“漠视金钱的兄弟情”与“正邪警匪“便对立起来。兄弟结义的口号变成了“一起大富大贵”。序幕里的镜头始终对准了带来财富的毒品，而兄弟们和刘青云的对话也变成了“你保证会带我们富裕的”，“这还不够富裕？”但是，当时间稍稍回滚后，刘青云被刺杀，郭富城舍命救援，刘青云却表现出了友情大于金钱的信息---他带来了三瓶威士忌犒劳兄弟，名贵到让古天乐惊讶。然而，三人纵情饮酒的友情画面却染上了黑白的色调，这让这个非常经典的港片式构图蒙上了阴影。它淡化了重情轻财的经典港式兄弟情，也强调了正邪之别对情义的更重要地位：两名卧底对刘青云并不单纯，而正义的“黑白”更隐约暗示了它的“无情”。

这也延伸到了随后的展开之中，形式与涉及人物都更加丰富。刘青云用义气的态度对待郭富城，哪怕危险也要带他一起逃走，但二人之间存在警匪的身份隔阂。而在另一边，古天乐和郭富城拥有卧底的同袍情谊，但前者为了任务而被迫通缉后者，自己也陷入了被高层扔到前线的悲惨命运，身份暴露后的危险被完全无视。如果以这条线索发展下去，古天乐也许会反而回想起刘青云的真诚，而郭富城陷入警方通缉的危局，被推着“弃明投暗”，对警察愈发失望，对刘青云则心向往之，因为后者一直在保护着受伤的他，而理应这样做的警察同袍却通缉他。在这个发展之下，无论是“兄弟情”为落点，还是归于成片的“正义大于一切“，二人都要经历更多也更深度的挣扎，给予结局的选择以力量。而它最终没能成型，其中的理由也并不难猜。

邱礼涛保持着现实与回忆的剪辑切换，用回忆的美好反衬现实的困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回忆里的主角只有郭富城和古天乐，通过两个人在任务中的种种经历，展现了两个人同为卧底的真诚友谊。与之相对地，回忆里的刘青云则始终以一种暧昧的方式出场。他和其他两个人的两次酒吧段落里，我们都看到了标志性的港片兄弟情元素，在拳打脚踢中增进友情。然而，两场戏都无一例外地被朦胧的红色笼罩，淡化了其中兄弟情的真实感。相反，郭富城和古天乐的两场戏则非常清晰，镜头向一侧推拉而人物出画的结束方式，更是让人想起了《扫毒1》里三兄弟在少时和死前合唱时的运镜处理。

“单纯”到“复杂”的三人关系变化，从无情的“警察对罪犯”与“枭雄对潜在敌人“，是影片第一阶段的重点。邱礼涛将回忆拆分成了不同时段，展现了“单纯”的逐渐消失。最早的一年前，古天乐和郭富城的同袍之情最为真诚，与刘青云的情感纠葛也最小，对他的态度只是纯粹的“抓犯人”。同时，刘青云对郭富城的态度也最简单，初次接触而全无信任，一切以利益为先。二人的相逢便是由郭富城的设计而成，天然地不够交心，而刘青云用监控摄像头检查郭富城，二人围绕货品价格的谈判，刘青云脸部被水雾扭曲而淡化的“我相信你嘛”之言，都定义了二人的纯粹关系，除利益、怀疑、算计之外再无其他。

而随着时间的推进，进入10、6个月前，卧底二人组和刘青云的关系便开始复杂化，友情的成分愈发加重。作为开端的，是古天乐抓住肥强之后的构图：他和郭富城站在屋顶上重复了当年“早晚要抓住毒贩“的誓言，却没能像曾经所说的那样公开露面，“早晚会知道我们的身份“，而始终保持的倾斜构图更强化了二人此刻的暗自动摇。而在上述的舍命救援的段落中，郭富城显然做出了兄弟式的下意识反应，而古天乐更是在警察局中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中，他们的自我认知已经开始混乱了。

这种混乱随后延伸成了“正邪”与“友谊”夹杂的三兄弟交往，并以上述的三兄弟干杯瞬间作为标志。与之类似的还有另一段回忆，三个人漂流在香港海面上，谈论的话题是金钱，刘青云却与二人共享奢华，两个卧底对他的言谈仿佛是真兄弟与假奉承的混合，而刘青云的背影映照在烟花之下，于繁华中隐去面容，也流露出了此间美好如烟花一般的转瞬即逝。

显然，第一场戏的“当下”给出的复杂化人际关系，是片中最为混乱的时刻。它由最开始的“警察之情”与“警匪之敌”的单纯出发，逐渐变得杂糅起来，恶化到了当下的状态。在相当早的时刻，郭富城就已经暗示了这样的走向：“我喜欢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生活”，表示不愿意结束卧底工作。而从当下出发，影片则表现出了更极端的复杂状态：郭富城倒向了兄弟情的一边，刘青云对他也是如此，造成困境的警匪之别似乎不复存在。这带来了兄弟友情的单纯状态，但考虑到二人的正邪区分，这反而是更激烈的复杂，更极限单纯的“兄弟”与“警匪“必然会对立起来，让郭富城陷入升级的困境。

为了表现郭富城向“罪恶友情“一边的大幅度倾斜，甚至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反向“单纯“，邱礼涛运用了空间的转移。泰国人刘青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，而香港人郭富城跟随着他，则变成了“离乡者”。郭富城对泰国的认同感，便成为了对他心灵所属的表现途径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美好的爱情，这对他的警察认知有着巨大的削弱---当他记录呈堂证供时，女友打断了他，并得到了他的含糊其词。由此，郭富城也作为刘青云的兄弟向敌人开枪，进行了超越警察职权的杀人行为。

同时，刘青云与其他兄弟相处的时候，也继续保持着“重义疏财“的共富贵特点。到了泰国，刘青云回归故乡，邱礼涛不再拍摄华丽的奢侈场景，反而是一片贫穷落后的乡村与森林，刘青云赚钱的目的也真正成了“给兄弟们找条出路”。甚至可以说，抵达泰国后的刘青云对兄弟的态度更上了一层楼。到了当下的泰国，二人真诚地喝酒交心，刘青云更是用两万美金赎出了郭富城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刘青云的“求利益之心”也凸显其纯粹，他得到了与毒枭罗嘉良的合作，二人的关系之中只有金钱利益，无论是一起对抗敌人，还是互相之间的威逼与算计。显然，刘青云此刻的友情和利益都有了更单一的投放对象，而他的“单纯”也必然导致面对郭富城背叛时的复杂升级。

在正常的思路下，郭富城和古天乐会在最后一幕中面临巨大的挣扎，几乎完全倒向刘青云一边。然而，作为一部大陆上映的电影，这样的落点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于是，我们就看到了邱礼涛的粗暴处理。郭富城毫无挣扎过程地倒回到了警察一边。他从刘青云处感受到了更真诚的温度，但古天乐却干脆消失在了后半部中，再出现时已经回到了单纯的“警察抓贼”姿态。前者提供的“反正义之友情诱惑”已经充足，后者带来的“或冰冷正确或同样有情之正义展示却完全没有接招，这让郭富城过度倾向了极端单纯的前者，没有夹缝中的状态。同时，古天乐的身份动摇，郭富城与刘青云的种种交情，都落到了虚无之中。

郭富城唯一的一处心理动摇，“正义”一方与夹缝状态的终于出现，甚至还要借助“泰国警察”这个媒介。郭富城看到了泰国军警炸死了自己的女友，面对火海而纠结不已，许久才作为警察加入战斗。这样的操作类似于陈思成的很多作品，用泛东南亚地区的“官方”来提供非绝对正义形象，从而引导出人物的纠结，避开了对中国官方的“抹黑”。但是，这样的间接途径显然完全不够有力，并没有凸显郭富城的挣扎程度，且它也主要作用于“反正义”一方，这其实已经由刘青云的兄弟情展示而形成了相当扎实---甚至对比单薄的反方呈现而有些“过度”---的表现了。

在此前的架构中，郭富城在感受刘青云的情义后，应该更直接地在“正义但无情的法律”执行者警察与“犯罪却有情有义”的毒枭之间挣扎，随后才做出自己的选择。电影当然可以落到“选择正义法律”的大义灭亲一边，但挣扎过程中的“官方存在”必不可少，这才能形成郭富城的纠结，承接住他此前与刘青云与女友的真情线索。而这无疑会让“官方“不免落到“反派友情”的反向形象，削弱其正确感，是“必须回避”的呈现方式，只能就此作罢，郭富城的转变缺少了对警方的感受，也就没有了动摇的余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个架构里，电影进入了对“正义“的某种批判之中，任何兄弟情都让位于冰冷的正邪法律，哪怕爱人被炸死也要压抑本性的复仇冲动，反而去帮助炸死她的泰国警察。在影片的结尾处，我们甚至看到了一种极其冰冷的“反真情式正邪不两立”。刘青云对两个卧底称呼以兄弟专用的外号，念叨着对方给自己的舍命，完全不可置信，古天乐却无情地嘲讽，无反应的郭富城也与他一起报出真名，彻底撇清了自己真实身份下与毒枭的所有真情。而毒贩拼命给同伴灭火 ，却被放任其烧死的泰国军人阻止，罗嘉良在被捕时穿戴整齐的“尊严”，也给出了同样的内容---非正义者更有真情，正义者则会碾压它，前者在正邪划分的所谓大义下是不值一提的。

甚至更进一步地说，影片带来了真正“纯粹之人”在“官方统御”之下的灭亡。最为单纯的人其实是杨采钰为代表的村人，他们没有警察二人组与刘青云由“香港”和“泰国“而形成的天然对立，是无国籍之人，脱离了二者的复杂关系，也拥有爱情的纯真与花海的美丽。但是，最纯粹的她们却被泰国官方毁灭了，就像刘青云一样，身为“泰国罪犯”却对“香港人”抱有真正友情，模糊了国别象征的阵营差异，却最终被坚定站到对面的郭富城和古天乐逮捕，甚至在名字和经历回溯中被完全撇清了友谊的任何存在。

这显然是对《扫毒》系列的完全逆反，甚至也不同于经典港片里的价值观倾向。我们可以将它当作影片的表达目标，但它不免有点过于冷酷。邱礼涛也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，他给郭富城提供了两个“友情”选项，一边是警察兄弟古天乐，一边则是刘青云。由此一来，当郭富城选择警察正义时，他也实现了与古天乐的同袍友情，与回忆中二人真诚友谊的部分相连接，突出了其在一切复杂变化中的永恒不变，是为以正义之名的友情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对系列母题的延续。同时，它还可以对站在极限单纯的友情之对侧，从而不免因未能出场而显得冷硬---事实上，退场也是为了回避对其冰冷的更直接描写--警方形象进行柔化，规避掉了一些争议。

但是，这就牺牲了古天乐的人物塑造，他在前半部里的身份纠结，在警局受到的不合理压力，通通半途而废，在后半部里成为了“警察”的单调符号。与郭富城部分一样，这再次回避了对我国警方的非正面描写，也因古天乐的缺席而削弱了二人在“正义友情”上的表现力度。

如此一来，刘青云被抛弃出了“兄弟情”的表达落点，古天乐则没有了存在感。刘青云本应拥有更极致的复杂性爆发，接住他此前在“愈发单纯的兄弟情“方向上的发展，于正邪背叛与兄弟认知之间摇摆，但他最终只是向古天乐开了一枪，面对入情更深也更“单纯“的郭富城，则干脆连台词都没有几句。古天乐完全消失，更不用赘述。

于是，郭富城便成了电影里唯一的主角。从最早期轻飘的“我喜欢两重生活的卧底”到最后意识到卧底承受的挣扎纠结，电影也确实单独给出了一条属于他的“成长”，从“作为警察的单纯”到“双重身份的复杂”再回到“警察的单纯”，且由挣扎而更加坚定。但引发他动摇的“非有情的警方”之直接因素始终缺失，无论是古天乐还是警局组织，也让郭富城的人物完成度落了下乘。

古天乐在前半部里的动摇，警局的压力与无情，经由友情与正邪各自推到极致“单纯”后的对立升级，可以将影片带入一个“友情天下，隐退江湖避开正邪纷扰”的走向，《速度与激情1》的结尾正是如此。而在成片里警察在经历动摇后的回转，在两极式单纯的对立升级之下，同样是可行的走向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古天乐的缺席让他只能成为“正义”的阵营符号，前半部的动摇就此作废，而完成了“早期无情到中后期友情“变化的刘青云，显然被当成了另一侧的阵营符号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电影却安排了一处对刘青云在“完成态时点”上的削弱情节。刘青云与郭富城开飞机，他对坠楼的傻强表示“流了几滴泪”，却强调“他没办好事嘛”，对照顾兄弟不周导致其自杀的疏忽并没有太大反思，而二人身处高空云雾的状态也暗示了此处友情的虚浮。它发生在三个月前，此时刘青云已经完成了整体上的友情转变，成为了郭富城面对的“单纯兄弟”。因此，对傻强的曾经冷酷完全是不必要的情节。

事实上，它或许是邱礼涛针对浅层剧情的一种补救，为郭富城强行提供了一个“转回正邪认知”的理由：他看到了刘青云不可根除的冷漠无情，即使是在关系已经十分确凿的时刻。但是，古天乐的缺席导致了郭富城与警方互动的缺失，而出于“极致的单纯友情“考虑，刘青云一方又在后半部里恶行较少，杀人多是黑吃黑，且远少于兄弟欢歌的戏份。郭富城沉浸在其中，对其非正义的直观感知不够，仅仅是概念上的正邪观念在这里显然无法对抗“极致友情”的程度。于是，飞机上的观察感悟便全无作用，反而弱化了刘青云建立起的单纯兄弟属性---有个发展曲线的小反转，却是多余的存在。

可以看到，相比第二部，邱礼涛在这一作中做出了一些简化。他设计了正叙与插叙相结合的时间系统，完成了“单纯正邪”---“复杂化”---“单纯兄弟情”带来的更极端复杂---“回归起初“---的逆转曲线，这也正是三个人物的所谓“弧光”，它显然是比陈木胜导演的第一部更复杂的。但从核心内容而言，第三部却比较简单，没有第二部想要达到的深度和多层次。

然而，随着向第一部靠拢的“简化”，第三部也同样具备了第一部的缺点：极度的流程套路化。无论是郭富城的爱情，同袍的情谊，卧底在警匪之间的认知挣扎，枭雄式的反派，其金钱与友情的兼有，甚至警匪兄弟的决裂，都如此的“经典”。我们在太多的香港电影里看到过这些元素，而《扫毒3》也没有给出高于“流程模板”程度的丰富性与深入度。这也正是第一部的问题，让情感的曲折与高潮都落入了尴尬生硬的境地。

而古天乐的线索荒废，刘青云作为主角却对落点语境的始终游离，后者不难让人想到“反派人物形象塑造”的相关要求，而前者更像是思路调整之下的舍弃，这也让“警察同袍之情”的落点陷入了空洞的状态，无论是为了对接第一部主题，还是“柔化警方形象”，都无法真正达到目的。

相比前两部，《扫毒3》面对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太多，远远超过了它在片中表现出的那点复杂性。